在经济增长乏力与物价持续攀升的双重夹击下，企业和家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。这种被称为“滞胀”的经济现象，曾在上世纪70年代重创全球经济，如今又因多重危机交织而成为焦点。如何理解其成因、影响与破解之道？本文将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挑战，提供系统性分析与实用建议。
滞胀（Stagflation）是“经济停滞”（Stagnation）与“通货膨胀”（Inflation）的混合体，表现为失业率上升、GDP增速放缓，同时物价水平持续攀升。传统经济学认为，通胀与衰退通常不会共存，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货币超发打破了这一规律。
以美国为例，1973年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飙升9倍，企业生产成本激增，叠加此前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，最终引发持续十余年的滞胀。在此期间，美国GDP年均增速从3.8%降至2.2%，失业率突破9%，而CPI涨幅一度超过14%。这一历史教训表明，滞胀的根源不仅在于短期外部冲击，更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相关。
原材料价格暴涨是滞胀的典型。例如，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与粮食供应中断，全球油价一度突破120美元/桶，直接推高企业生产成本。类似地，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紊乱，使得汽车芯片、港口运输等环节受阻，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。
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扭曲市场信号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联储为刺激经济持续降息，导致货币供应量激增；而近年来的“现代货币理论”（MMT）实践——即通过央行印钞支持财政扩张——同样埋下通胀隐患。当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加息抑制通胀时，又可能因力度过大而抑制经济增长，陷入两难境地。
经济活力下降是滞胀难以根治的核心原因。以美国为例，上世纪70年代企业沉迷于标准化生产，忽视消费者需求变化，将汽车市场拱手让给日本；过度福利负担与工会力量膨胀，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竞争力。当前，全球产业链重构、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等问题，正在重演这一逻辑。
各国应对滞胀的策略可能相互冲突。例如，美国通过加息抑制通胀，却导致资本外流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；而中国以宽松政策刺激内需，又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。
滞胀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激化。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罢工潮与犯罪率同步上升；当前，斯里兰卡、加纳等国已因物价飞涨爆发债务危机。
历史经验表明，滞胀的治理需要“短期镇痛”与“长期转型”相结合。政策制定者需在抑制通胀与保障就业之间找到平衡，而企业和个人则需主动适应结构性变革。当前，全球正经历能源革命与数字经济的双重转型，这既是挑战，也为突破滞胀提供了新机遇。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：“创造性破坏是经济进步的本质。”唯有打破惯性思维，才能在这场危机中涅槃重生。
